蜜蜂的社会，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每一只蜜蜂都在为着自己的族群工作着、奋斗着。全，由无数个一构成，没有这些一，就不会有“全”的诞生；而一由全管辖，合理使用个体的能力，没有了全，一也不复存在。

有人说：“最重要的一个词量‘我们’，最不重要的词是‘我’。”在一个集体中，自我发挥出的能力效果远超个人的行动。在混沌初开的上古，茹毛饮血的祖先会团结在一起，集体狩猎，集体劳作，集体休息，这样，人类的文明火种渐渐放出光芒，世界也迎来新的纪元。正是因为紧紧抓住“我们”的概念，一个一个愚昧无知的类人猿成为世界的主宰，可见，只有将“我”放入“我们”之中，才能产生更强的力量。

而一旦失去了对“我们”的把握，拥有智慧的人们也会变得疯狂无知。苏格拉底认为：只有拥有智慧的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雅典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成为了“多数人”的暴政，哲学先贤苏格拉底也被投票判为死刑。雅典民主并不是“我们”的体现，只是一群沙丁鱼般的人被网驱赶着，挥霍手中的权利。他们只明白“我”是多么重要，而未曾从大“我”从社会审视自己的行为。

一群蜜蜂可以构建令人类学家、建筑学大师都叹为观止的社会形态，而明末祸乱朝堂的东林党人，却将一己之私置于国家与社会之上，致使清军踏马中原。由此观之，清楚地区分“我”与“我们”的关系，是国家强盛、民族强大的“源头活水”。

毕淑敏在台湾社会局面渐显乱象，人心浮动之际，发表《我很重要》，呼吁每个台湾人共建美好家园。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在呼吁小我意识，也是在呼唤大我的存在；不仅是我很重要，更是想说我们很重要。把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作为自己家里被人践踏一样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毕淑敏想说的，也是每个个体为了全体而应该做的。

“宁做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是啊，与其做一个在象牙塔中碌碌无为的书生，倒不如为了国家豁出性命。现在不需要我们的性命来为国家为民族做什么，就应该做蜂群中那一只工蜂，默默建设，而到了某一天，追逐倾巢的蜂群，用自己的“尾针”，搏出族群的一个未来。